重庆空管分局管制运行部飞行报告室召开业务讲评会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第141条进一步规定,证人应当出庭。

党政部门经常喜欢从 大局或人民利益来考虑对大案要案的处理（或者审理），却很少从法律本身来考虑。惟其如此，既能从根本上杜绝不少西方国家提防中国的人权口实，还能调动多数国人的智慧与积极性，真正体现中国人民不卑不亢站立起来的丰姿，增加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顺便为地球村的繁荣与和平发展显露一份华夏儿女的分量与东方文明的神韵，可谓一举多得。

2011年12月31日子夜草于北京牡丹园寓所原载《中国经营报》2012年1月9日，该报对原稿稍有删节和改动。看来，基于法律本身的规范性，咬文嚼字的学术执着与基于法治精神的严谨还是必不可少的。郭美美事件与河南宋庆龄基金会事件使慈善组织公信力降至冰点，民众的善意受到欺骗和践踏，怎不令人扼腕叹息？南海小悦悦事件与天津车主许云鹤因搀扶老人惹官司事件，在在拷问国人的人性与道德水准，我在美国和日本就看到不少关于小悦悦事件的评论，人家都在惊叹中国人性的冷漠，国威何在？这些事件都给维系中国社会秩序的第二根支柱——道德的危机敲响了警钟，亟待追问原由，寻找解救之方。进入 郭世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治 。这个帮手就是精通法律、拥有与公权抗衡渠道的律师。

李庄案、北海律师案等重大案件已使全球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刑辩是一项高危行业，虽经强烈呼吁，草案的此类规定无助于刑辩律师的处境改善，正如王振宇律师在答《大公报》记者问时所说：律师头上的大棒坚挺如初，法治进程仍将举步维艰。英国政治家布罗马汉姆（Brougham）说：教育使一个民族容易领导，却难于驱使。中石化天价酒单、天价名片等事件昭显国企的腐败。

诸如，在自由和生命难获切实保障、人人缺乏安全感的今天，对公权的恐惧令刑诉法成为关注焦点，民事权利保护的重要性稍显次要。强化法律监督获得许多地方的支持。在提交全国人大的二审稿中，个税起征点原为3000元，但公民的广泛参与，237684条修法意见，最终促成个税起征点的提高。世风日下，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固性下降，婚姻法司法解释三可谓敏感的社会变迁反应器。

李双江之子李天一打人案。《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也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有权以检察建议、抗诉方式对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中国法治建设已迈过决定方向的十字路口。二是为贯彻《国家赔偿法》，发布《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和《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进一步明确、细化和补充立法，构建便捷的国家赔偿申请程序，促进国家赔偿审查程序的司法化。第二，惩处严厉，如许迈永、姜人杰、罗亚平被判死刑。同时，除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铁路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强化司法公开、促进司法便民、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职务犯罪案件逮捕决定权上提一级、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案例指导制推行、刑事证据规则出台、量刑规范化改革等举措力度较大外，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只是司法工作机制的调整，甚至只是工作方法的改变。

特别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个人所得税法》以及作为准立法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三）》等，引起社会广泛和热烈的讨论。在反腐方面，大案要案不断被披露。一是出台《关于人民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的若干规定》，对人民调解协议提请司法确认的条件、范围、管辖法院/法庭、申请材料、确认期限，调解协议确认之后的效力和执行、案外人权利救济等内容作出具体规定。但立法与社会现实之间、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之间的鸿沟却越来越大。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一经公布，即引发巨大争议。民众对立法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是2011年立法的一大特点。

在现有司法改革领导体制下，按时或提前完成预定的改革计划，本身就是改革规划的一部分，其文本层面的实现毫无悬念。截止2011年7月，全国已有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加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议或决定，对有关机关、单位配合支持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拓展了监督的范围和方式。

法治建设将依旧步履蹒跚。作为我爸是李刚事件之后续，河北大学交通肇事案宣判。由于徐武、陈淼盛、郭元荣、周鸣德、徐林东、朱金红、彭宝泉、金汉艳、金汉琴、邹宜均等被精神病个案的不断出现，以及卫生领域存在的各种突出问题，《精神卫生法（草案）》备受关注。自此，法制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工作之一。按照《司法部2011年度深化司法行政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工作要点》，司法部牵头的改革完善律师制度、司法考试制度、法律援助制度、深化监狱体制改革、全面试行社区矫正工作、改革司法鉴定体制等都取得了新进展，但民众却看不到任何亮点。据不完全统计，北京参选人数65人，其中39人有过实际竞选行动，9人曾成为初步候选人，海淀区参选人数历来居全国之首，今年达20人。

只有司法改革措施切实贯彻，良好运转，才可称作改革任务的完成。在近年来大量举措的基础上，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关于执行权合理配置和科学运行的若干意见》、《关于依法制裁规避执行行为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委托执行若干问题的规定》。

长远而言，应废除死刑，但要循序渐进，充分考虑国情和民众的接受度。长期不能启动再审程序的主要原因，是当年参与办案或过问指示的相关人员及领导仍活跃于当地政法机关，有人甚至担任要职。

有人说成就巨大，有人说悲观绝望，有人说改革已死，有人说宪政与革命赛跑，向左走，向右转，向前走，向后退……这是一个只有共识网却缺乏共识的时代。历经三届人大常委会、五次审议的《行政强制法》全面规定了行政强制的基本原则、种类与设定、行政强制措施及执行的实施主体与程序、法律责任等内容，旨在解决行政强制的乱、滥、软等问题，重点规范行政强制的设定和实施。

河南智障犯人吕天喜案。但这部旨在规范、限制同时依法保障行政强制权的法律亦有不足。故宫门、邵氏弃儿、最牛公务员吃空饷、江西抚州爆炸案、南京梧桐树事件、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国家级贫县秭归县巡视20天花费80万的天价钦差案等事件直指政府部门。酒驾、飙车首次入罪、对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等侵犯民众利益的行为予以规范，彰显了对民生的保护。

作为酝酿26年的成果，草案对精神病诊断、精神病人的强行收治等问题作出了回应，但在保障精神病人权利等方面仍显不足。最应在法治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但长期被沉默的律师群体开始发出声音。

2011年较为重要的是，两高联合签发《关于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实行法律监督的若干意见（试行）》和《关于在部分地方开展民事执行活动法律监督试点工作的通知》，加强对民行案件的法律监督。草案部分吸收了民众意见，对非自愿住院医疗措施适用条件进行修正，删除了广受争议的扰乱公共秩序条款。

5月，全国90个试点法院全面启动小额案件速裁试点工作。第四，腐败与官员级别无直接关联，而与权力控制的资源相关，故小官亦可成巨贪，如被中纪委领导批示为级别最低、数额最大、手段最恶劣的土地奶奶罗亚平，史上最肥科级单位矿征办55人集体贪污案，北京村官占地170余亩建别墅获利4000万。

但这些并未令民众欣喜，也远非中国成为法治国的宣言。期待多年的铁路司法改革终于有了实质进展。年度法治回顾不能忽略个案的影响。执法和司法的状况不会明显改观，法律的实施仍大打折扣。

继全国高级法院全部开通法院工作人员违纪违法举报网站，并与最高人民法院举报网站联网对接后，法官回避制度的完善成为年度廉政建设重点。《刑法修正案(八)》力图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实际上，从技术层面推进法治建设的空间仍然很大，量变引起质变，当量变累积到一定程度，关键问题也更容易取得进展。第三，牵涉高官，如宁夏回族自治区原副主席李堂堂。

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范围从民事审判扩大到民事诉讼，似有不妥。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民意对司法的影响基本是正面的，有助于实现公正。